驾驭美好抗战爆发后，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蒋经国回国。之后，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从1939年初至1945年初，蒋经国在赣南主政长达6年之久，这段经历被国民党吹嘘为所谓的“赣南新政”。
赣南曾是“中华苏维埃”的核心区域。历史上的赣南土地贫瘠、经济十分落后，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着广大贫雇农。
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在这里创建了中央苏区，短短几年时间让赣南的面貌焕然一新，正如方志敏同志所写道的，“苏维埃政府亲密的与工农群众联成—片，群众认苏维埃是自己的”。
因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赣南开始了长征。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围剿苏区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依旧无法改变国民党在赣南人心丧失的局面。为了彻底清剿赣南群众心目中已经深埋的革命思想，蒋介石提出在苏区实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1934年年底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央苏区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据统计，江西省吉安地区1934-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2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70%人民被杀，其中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寻乌被杀绝900余户……
江西省总人口从1933年的1930万骤降到1936年的1370万，短短两年时间，赣南被屠杀的百姓数量高达数百万，比之日寇的南京大屠杀还要残忍十倍不止！
蒋介石给手下的电令，连烧杀的具体操作细节都“事必躬亲”，简直令人发指！
国民党反动派重据赣南之后，赣南社会又重新迅速腐化。到1939年，
“蒋经国上任前，这里是江西的化外，各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天大，地大，除了总裁就是他。’买卖兵役，乱增捐税，成为常事。烟民的数量超过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圩子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许多地方民匪难分……商贾大号掌有乡村大量的良田。民众的绝大多数斗大的字难识一担。难童、游民无处安身。”（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
1939年6月，年仅29岁的蒋经国正式主政赣南。他踌躇满志，把这里当作初出茅庐、施展抱负的舞台，提出了“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提出“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五有”目标，以此来收拾人心、同共产党“争夺群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蒋经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新政”，具体措施包括：“除暴安良”，整顿地方武装；禁止烟、赌、娼，净化社会风气；开办交易公店，平抑市场物价；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取消苛捐杂税，减轻劳苦民众负担；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创办“新人学校”，教育改造犯人。此外，还有要求公务人员佩戴“公仆”证章，设立“民众问讯处”，移风易俗改革婚丧嫁娶、破除乡民铺张浪费，开展社会救济，收留乞丐、流浪儿童，设立儿童村等一系列举措。
赣南新政的确见到了一些成效。而这主要得益于蒋经国身上所具备的独有优势：
首先就是他可以倚着太子的“尚方宝剑”，对不听从他命令的官员采取铁腕手段，只要有他的一张手令就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将犯有贪污罪的秘书枪毙，且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他所辖区域的赋税不需上缴，解决了“新政”的资金负担；
第二是受益于他在苏联的12年学习期间接受过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有一定程度的来自上层精英式的同情，更从苏共那里学到了，争取群众，赢得民心是很关键的问题；
第三，潜心培养青年精英干部是蒋经国施行新政的根基，他利用担任三青团江西支团干事长一职，开办三民主义青年团培训班以及后来的江西青年干部培训班，把全省效忠他的青年精英罗织在自己的麾下，再把他们派出到关键岗位；
第四，重视舆论传宣的轰动效应，接收了一家私营报纸，改名《正气日报》，大量刊登颂扬蒋经国体察民情、事必亲躬等方面的文章。
然而，蒋经国的“新政”虽然成绩外表很漂亮，面子工程做得很足，但底层民众却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好处，反而不堪其扰。蒋经国的“赣南新政”，从本质目的上仍然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其所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蒋经国的“耕者有其田”只是象征性地抑制土地兼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仍占有70%以上的土地；蒋经国的“除暴安良”，实质上是为了树立蒋氏父子的权威，经营自己的地盘。
他的“整顿”只针对那些“不听话”的土豪劣绅，而对于同他合作的土豪劣绅，蒋经国非但不触动他们的利益，反而加以保护。即便是蒋经国自己，他老婆天天打牌赌博，他却从来不管；他一面提倡一夫一妻，一面和自己的女学生有私生子……
蒋经国仿《朱子家训》，制定了一部《新赣南家训》，号召每户都要学习实行，使之成为人人思想言行和生活的准则，一时赣南人人皆唱新家训，弄得赣南人民怨声载道。
蒋经国还设立“太阳节”给蒋介石祝寿，既劳民伤财又折腾百姓；底层民众在面对官僚、地主、富商层层盘剥的同时，还要面对繁重的兵役、劳役负担，蒋经国还通过“抓壮丁”的方式，谱写自己征兵的“光辉”业绩，如此种种，怎么能使百姓发自内心地去歌颂蒋介石？
为了打造自己的“亲民”形象，蒋经国还经常微服出巡，搞什么“赣南官民同乐节”，挨家挨户问寒问暖，施以小恩小惠，但参加“同乐节”的实际上都是当地精英阶层代表，普通民众对于这样的“同乐”并不买账。
令蒋经国沮丧的是，在“无官不贪”的大环境下，他所培养并倚赖的用于完善秩序、监视人民、整顿吏治、捕杀苏区群众的青年精英才俊，一旦到了实权岗位，就迅速地腐化堕落、争名夺利、不学无术、体格孱弱、工作低能。蒋经国为此“痛心疾首”，决意对工作队伍采取“军事管理”，要像阎锡山那样搞个“铁军基干”。
而蒋经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所谓的青年才俊本身就是中上层精英家庭出身，怎么可能跟底层民众一条心。他让这些青年才俊又修桥铺路又兴办教育又要征兵还要读书看报，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待遇”问题。
抗战时期，四大家族联手大发“国难财”，加之战争开支造成的赤字，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中国大多数阶层的民众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也不例外。以重庆的公务人员为例，自1937年到1943年，实际收入下降了90%，仅到1940年，公务员、教师、士兵等群体收入的2/3都被通货膨胀吞噬。面对商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他们怎么可能一心一意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真心给蒋经国卖命，天天听他的《新赣南家训》？
蒋经国的“赣南新政”打着改造的幌子推行改良，丝毫没有触及土豪劣绅的统治基础以及旧社会的根基；他所倚赖的用青年才俊向下派工作队进行督查的方式，根本上是一条脱离劳动人民的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路线；政策推行依靠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系统，基层运行主要依靠旧乡绅及其私人武装组成的保甲和警察，工农群众只是被统治的对象……
反观毛主席在领导的工农红军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迅速建立起来一个全新的工农民主政权；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代表会议，吸收工农群众参与政权，一改历史的传统，使工农群众拥有了决策的权利。苏维埃政权政权的力量渗透到农村社会的最基层，建立起以工农民主政权为中心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组织乡村赤卫队武装自卫、实施分田、开展合作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种社会改造事业。
虽然苏维埃运动在最初的民众动员阶段，知识精英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最终的目标却是汇集工农群众的力量，苏区群众积极参与苏维埃的各项事务。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很多普通工农群众成长为社会各界的骨干，包括过去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都踊跃参与到苏维埃运动的各项社会改造事业中来，男女老幼，尽皆被动员起来了。真正构建起来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铜墙铁壁，赢得了工农群众发自内心深处的支持。
总体而言，蒋经国的“赣南新政”推行的是一条在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触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完全依靠精英阶层统御的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的改良路线；而毛主席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则是消灭了维系剥削阶级统治的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让劳动人民掌握和行使苏维埃的各级权力，“使无产阶级个个参与政治”的革命路线。最终，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最终获得了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而蒋经国则跟着他老子走向了彻底的失败，失尽了人心。
至于在赣南这块小小的试验田，并没有如后来蒋经国打虎那样遭遇的四大家族的联手抵制，真正的群众路线，“只手遮天”的蒋经国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得于他的阶级立场：他并不是真诚地要为底层劳动人民谋利益，而是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维护国民党一党之私，维护蒋家王朝一家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