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毛主席布下沿海开放的大局！

　　毛泽东的思想很邃远，有人说：“很少有人考虑问题能有他那样全面，那样长远。他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设想是那么深思熟虑，又是如此长远，可以说看远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确实令人惊讶。”
　　
　　这话没错儿。
　　
　　毛泽东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考虑不仅长远，而且是全方位的。在他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全面的、立体的，决不是某一行业、某一产业的畸形发展，而是大经济、大生产、大贸易，国民经济各方面整体式推进。为此，他不仅重视事关人民生存、吃饭的农业，还重视事关穿衣和社会建设的工业，并且对基础建设也十分重视。在毛泽东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沿海地区的开放最早拉开序幕，而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就是我国沿海建设和开放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倡导开放的人。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一直有。1936年，他在延安第一次接受西方人采访时就对斯诺说：我们不仅团结友好国家进行互助互利的友好往来，而且“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4年他在接受美国记者福尔曼采访时，清楚地表明了我党对待外资的态度：“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允许并欢迎美国在我们的统治内部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我们所能做得出的我们都要做，但是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做。我们欢迎外国人以及外国资本来做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
　　
　　这些都是战争年代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改变了没有呢?十几年如一日，他还是如此。1949年12月他在莫斯科访问时就曾致电周恩来并中央询问出入贸易情况，说务请统筹苏、波、德、捷、匈及英、法、荷、印、缅、越、罗、澳、加、日、美等国1950年的出入口种类和数量。其中包括大国小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使得新中国与西方的开放没有顺利展开。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合作。并进一步陈述说：“我们这类国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他倡议中美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10月，他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时再次强调了这个“两要”原则。
　　
　　在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但也强调要对外开放——借助外力，并且他一有机会就会呼吁，努力巧引外力，比如第一次出访苏联就签订了巨大的外援合同。在国内工作中，他也积极养鱼先蓄水，为对外开放创造条件。他沿海建设和开放思想在建国后第一次视察上海时表现更为直接。
　　
　　1955年11月初，毛泽东来到了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进行实地视察。
　　
　　5日，天气晴朗，金风送爽。上海港的领航船——“港申号”轮船挂满了五色彩旗，静静地停靠在黄浦码头。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韩克辛早早来到了“港申号”轮船，仔细检查安全情况后，站在码头上船舷边，迎着清爽的晨风，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候着毛泽东等人的到来。
　　
　　10时42分，几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进码头，在“港申号”轮旁平稳停下。毛泽东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二书记陈丕显等人陪同下，来视察上海港了。
　　
　　当毛泽东从小汽车上走下来时，韩克辛快步迎上前，握住他的手问候道：“毛主席好!”毛泽东点点头。
　　
　　韩克辛扶着他，通过舷梯，登上了“港申号”轮船。船员们早已列队，整齐地站在甲板上，兴奋地鼓着掌。毛泽东满面笑容，挥手致意，在韩克辛的引导下，走进了轮船的休息室。
　　
　　这时轮船拉响了汽笛，徐徐离开码头，向上游驶去。毛泽东随即就从休息室走了出来。江面风平浪静，一群群白鸥临水飞翔。他信步登上了驾驶台甲板，站立在栏杆边，举目四望。韩克辛开始向他介绍上海港的历史，告诉说远在宋代，上海青龙镇就有“江南第一贸易港”之称，但从鸦片战争开始便沦为洋人的海港，被外国势力控制100多年，没主权，连关税收支权都被夺去。国民党几个官僚在港内控制一点码头、仓库和堆场，规模极小。整个港口的吞吐量不大。
　　
　　毛泽东听着，语重心长地说：“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控制、操纵，发展不快，现在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港口，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港口。”
　　
　　柯庆施对韩克辛说：“你给毛主席讲讲解放后的情况。”
　　
　　韩克辛说：“解放后，港口没收了官僚资本，赶走了外国资本，收回了港口主权，固定了码头工人的工作，建立了港务局领导机构，统一港口的行政管理和生产，并且对私营航运业和私营码头仓库业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还对装卸工作进行了技术改革，逐步使用机械代替人力装卸。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港口年完成吞吐量增至1100多万吨，全港85个码头泊位，年均每天完成吞吐量3.5万吨。如今通过上海港进出口的商品不断增加，与68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毛泽东很高兴，露出欣慰的神色说：“68个了啊!”
　　
　　“是的，吞吐量为94.3万吨。”韩克辛颇为骄傲地说，“工人们说新旧港口对比，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海港面貌日日新。”
　　
　　毛泽东叮嘱他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大港口管理好，使它有个比较快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港申号”轮船继续平稳驶着。毛泽东不时询问看到的码头和停泊江面上的轮船情况。驶到高阳路码头时，韩克辛主动告诉说：“这里原来是英商的公和祥码头。”
　　
　　毛泽东问道：“这个码头情况怎样?”
　　
　　“解放前上海港外商的码头仓库，有英商的太古洋行、公和祥码头公司和美商的总统轮船公司，一共经营九个码头和仓库，占了全港的大多半。”韩克辛指着对面原公和祥码头说，“它是属于英商怡和洋行的，当年靠走私贩运、堆存、转运鸦片起家，以后又靠经营军火装卸、储存发财。他们仗着洋商在华特权，勾结地方官僚，抢夺民产，侵占公地，霸占码头和仓库，操纵港口码头仓库业务，横行霸道。他们还占据港内深水地段，又以资本雄厚的外商轮船公司做后盾，随意制定费率，垄断港口码头仓库业务，比黑社会还坏。1949年初，他们看我们就要渡江，特权就要没了，赶紧抽逃资金逃跑，上海解放时他们码头仓库业只剩下一些搬不走的老建筑和旧设备。”
　　
　　毛泽东关切地问道：“对这些外国人的码头仓库，你们是怎样解决的?”
　　
　　“是通过转让的办法接收过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问道：“怎样转让的?”
　　
　　韩克辛便详细地汇报转让过程，告诉说：“解放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敌视我们，支持老蒋，轰炸上海，封锁上海出海口。1950年底，美国冻结我在美财产，我们相应宣布征用美国在华财产，上海港征用了美商上海码头堆栈公司，对其余的外商码头、仓库则继续由外国资本家或代理人经营，业务由我们港务管理局统一管理，统一调度，这样取消了他们牟取暴利的特权，统一费率收费。这些外商没了特权，就搞不下去了，主动要求把资产转让给我们，条件是他们的欠债由我们还，设备无偿转让给我们。我们同意了。到1954年，外商大部分码头仓库移给港务局统一经营管理，变成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财产。”
　　
　　“这么转让，对我们来说，是吃亏还是有利?”毛泽东又问道。
　　
　　韩克辛回答说：“当然是有利啦。”
　　
　　毛泽东高兴了，说：“转让这个办法好。”
　　
　　此时正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毛泽东很关心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情况，问起了上海港私营码头仓库和轮船公司改造的情况和做法。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水上单独分为一个口，恰好是由韩克辛主持。他告诉毛泽东说：“水上口分为三个部分：私营海船、私营长江船、私营码头仓库和驳船。上海私营航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较早。1953年4月，北洋航线的中兴轮船公司、海鹰轮船公司就成立了公私联营中兴海运公司。第二年，大陆、华胜等五家小的私营轮船公司合营。与此同时，上海地区的长江私营航业也实行了合营。”
　　
　　毛泽东问道：“对私方人员怎样安排的?”
　　
　　“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私方人员作了适当安排，例如北洋航线27名私方人员，安排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2人，副总经理2人，正副科长8人，其余14人分别按专长在科室担负业务工作。”
　　
　　接着，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私营码头仓库业和私营驳船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毛泽东特别询问了上海有名的实业家刘鸿生的家庭和企业悄况。韩克辛说:“刘先生是位了不起的爱国企业家。他除创办了中华码头公司，还开办了中华煤气公司、上海章华毛麻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不少的企业。建国后，他历任上海市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还在民建和工商联任职。现在他年事已高，不大过问码头公司的具体业务。他的儿子刘念智先生担任中华码头公司经理，也是最早向市政府和港务局提出要求合营的申请，现在是公私合营上海港码头仓库公司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嘱咐说：“这些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处理时一定要讲政策，要注意掌握好政策。”
　　
　　“港申号”轮船还在乘风破浪往前航行。滔滔的黄浦江上，大小船舶穿梭进出，两岸码头的巍巍塔吊，上上下下十分忙碌。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要见见群众的。于是信步走到驾驶台后面的甲板上。这里设有信号旗杆，信号员升降不同形状和色彩的旗帜向附近船舶和码头发出各种信号，以保证航行安全。信号员崔汝功正在旗绳旁值班。毛泽东径直向他走去，远远就招呼说：“同志，你好!”走近后和他握手。
　　
　　24岁的小崔握住毛泽东的大手，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问起了他的家庭情况，小崔一一回答。毛泽东关心地问道：“你读过书吗?一般的报纸、书刊能看懂吗?”
　　
　　“读过几年小学，对一般报纸和通俗书刊能看懂，但要进一步学习，就有困难。”小崔回答。
　　
　　毛泽东见他读过书很高兴，鼓励说：“那不错嘛!还应该不断地努力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多为人民服务。”
　　
　　这时海风渐渐大起来了，江面上浮起灰白色的浪花，船有些颠簸。在随行的柯庆施、陈丕显等人劝说下，毛泽东回到了驾驶台。他站在舵工陈绿庭身旁，随手拿起望远镜瞭望前方。
　　
　　快到中午时分，轮船到达了江南造船厂附近，然后调头返航。毛泽东在休息室里问韩辛克道：“你过去在哪里工作?”
　　
　　“在山东渤海，搞地方工作。”
　　
　　在场的柯庆施对韩辛克说：“你写给主席看吆。”
　　
　　于是，韩辛克用笔写下“我叫韩辛克，进上海前在渤海三地委，担任过书记”的字样，毛泽东看了，关心地问道：“你从农村转到城市，工作有困难吗?”
　　
　　韩辛克坦诚地回答说：“困难不少，港口工作面广，也比较复杂，而且还涉外，有好些问题不懂。”
　　
　　“不懂就学嘛，学会了就不困难了。”毛泽东亲切地勉励他，“我们就是从不懂到懂，从战争学习战争。从农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大的转变，要努力学习。”
　　
　　这些话语重心长。“努力学习”的教导，激励着韩辛克这样工农出身的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以前不知不懂的管理和港口知识，鼓舞着他们成为新的港务专家，驾驭现代港务管理工作。
　　
　　12时50分，“港申号”轮船驶回外虹桥码头。毛泽东走下舷梯，站在码头上，回过头，频频向列队欢送的船员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视察上海港，主要是搞调研，对上海港口建设没有系统的指示，但此行对上海港建设却是莫大(博客,微博)鼓舞。随即，上海市委对港口发展制定了新的发展策略，韩辛克等人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视察开启了上海港发展的新航程。”
　　
　　毛泽东视察上海等地，目的比这还大得多，是为启动国家工业化航船摸底，搞调查。回到北京后，从12月开始，他和刘少奇专门做这件事情，先后听取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委的工作汇报，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听取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关于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的汇报时，毛泽东结合在上海等地考察的思考，提出：“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即要以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和建设的大发展。
　　
　　这是一个极大胆的思路，然而，当即就有人质疑，并且顾虑重重地说：“沿海地区是美蒋空袭的重点，我们不加限制去发展，万一打仗，会不会有危险?”
　　
　　毛泽东说：“我们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他巧妙地用一句反问回答了个别人的疑虑。
　　
　　此时，毛泽东已下决心要以沿海地区作为经济建设的突破口，并以上海建设为重中之重。他告诉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
　　
　　针对怕打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思想，他颇带豪气地指出说：“你好像原子弹已经在3000公尺上空了。不要说3000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他的话语有些幽默，却让人们有了信心。在座的人忍不住开玩笑说：“美国人要和我们打原子弹，恐怕也要琢磨十一二年呢!”
　　
　　毛泽东马上接过话头说：“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该办好沿海的工业，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也完全合算。”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有胆识的，是超前的，也是十分急迫的。这是我党最早的沿海开放思想，是在面临敌人空袭危险下的“强行开放”思想。由于没有高空制空权，美蒋高空飞机时不时窜入大陆进行空袭，投掷一番炸弹，在这样的危险区域搞建设，毛泽东的开放决心何其之大，完全是“强行开放”。“办了四年以后，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的话语，是何等悲壮!尽管如此，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停止脚步。
　　
　　在上海视察和与34部委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完整的沿海建设和开放的思想：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们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渐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被他自己和后人归纳为“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思想，其实就是沿海工业建设和开放的思想，只不过此时不叫“沿海开放”而已。毛泽东是新中国沿海发展和开放事业的第一人，他的决心令人震惊。有趣的是，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必须更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是思路，与后来深圳、珠海、厦门等沿海地区以小商品、小电器等等轻工业产品起步腾飞的事实完全吻合。毛泽东的杰出和沿海建设和开放的思想可谓是一绝。
　　
　　对于毛泽东“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思想，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后在《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一文中由衷地说：“对指导上海工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关于‘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思想，为上海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确实如此。与邓小平等人后来以深圳等南方城市先起步的沿海发展思想不同的是，毛泽东沿海发展的思想是以上海作为重点的。
　　
　　1956年5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来到上海，带来了毛泽东“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指示，在上海市委负责人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进行了传达。
　　
　　7月，根据毛泽东“上海要发展”的思想，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经过研究，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上海全市各部门、各地区围绕工业生产这个中心，进一步进行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以及适当的改建和扩建。在工业布局的调整中，相继进行了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蕴藻浜、安亭等工业区的建设。对此，按照陈丕显后来的话说是“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建设”。以后，上海贯彻这一方针从没有间断过，在经济调整中，经过三次工业大改组，依靠上海科技力量向“高、精、尖”发展，到1965年时，上海已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陈丕显说：“到‘文革’前，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当时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香港、台湾等地。”
　　
　　毛泽东沿海建设和开放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而他大胆发展沿海地区的开放策略，不仅坚持了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二年，而且从此以后都没有被战争或者空袭毁坏，至今仍然是全国新兴科技和尖端工业云集的地区群。(作者：陈冠任；来源：《国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