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是一支曾由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伏龙芝同志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缔造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之一），其全称为苏联工农红军。从十月革命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再到不朽的四年卫国战争，苏联红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精华史，是国际共运在欧洲地区的巅峰，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一段红色高潮。1917年至1945年间，苏联陆基和航空武装力量统称为“红军”，海军当时也称苏联红海军（Red Navy）。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极其光荣的初生与成长。但是在1946年后，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革命”停止了，“战斗”销声了，一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阶级斗争之师，就此蜕变为一支“国家部队”、一支“国家机器统治下的暴力工具”。同时，也为其日后沦为苏联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他国、践行霸权主义的拳头，埋下了伏笔。除却军队的去阶级化，在卫国战争期间，苏共中央同样还有两个动作令人遗憾：一、194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194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二、1944年，将1922年起就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取消，改由《牢不可破的联盟》作为苏联新国歌。1968年，当这支军队带领五十万华约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时；1969年，当这支军队陈兵百万在我东北边境、甚至叫嚣要用原子弹“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威胁”时；1979年，当这支军队仅凭着苏共中央四个首脑的小型会议指令就出动八万兵力入侵阿富汗时；1980年，当这支军队开始启动规模巨大的边境走私、贩卖军火、乃至包括毒品交易时；1990年，当这支军队灰头土脸地从东欧各个卫星国撤离、顶着当地民众的啤酒瓶和唾沫狼狈地逃回苏联时………放弃了意识形态红线，放松了党的领导，放下了为人民服务的信条，这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纳粹德军的苏联红军，就这样被自己埋进了历史的坟墓。苏联红军的褪色与苏共党的变质，或许正是从关闭《国际歌》开始。九十二年前的今天，1930年5月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红旗》主编，恽代英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当时，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恽代英代表党中央出席了会议，后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林。在狱中，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后来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恽代英就义前留下的感人肺腑的诗篇。走向刑场的那一天，恽代英以泪糅笑，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令亲自下令劝降、又亲自下令“枪决”的蒋介石羞愤不已。四年后的1935年2月，又一名党的战士在《国际歌》的歌声中牺牲：瞿秋白。当时他肺病日益严重，中央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2月24日走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瞿秋白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反动派捉捕。1935年5月9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6月18日晨，在写完绝笔诗后，瞿秋白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36岁。当日，秋白同志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一路高唱《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除了恽代英和瞿秋白，还有1929年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1930年的杨开慧，1931年的邓恩铭、梁惠贞，1934年的何宝珍，1935年的方志敏，1949年的许云峰、江竹筠……他们，都是在国际歌的歌声中慷慨赴死，为党和人民的革命胜利献出无上的生命。不好意思，依我之见，不但要在漫展上唱，还要在街头唱，在校园唱，在工厂唱，在礼堂唱，在每一个每一次每一回有众人聚群的地方唱。就像列宁说的：“全世界的无产者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要会唱《国际歌》，那他就能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同志。”怎么，你自己不愿唱、害怕唱、害怕听、害怕放、害怕颂传，还不许别人唱了？这《国际歌》是你的版权？演唱它还需你来审核一番资质？一天到晚批境外势力、批公知、批胡适“少谈点主义，多唠唠问题”，一旦真到自己这儿，就立刻“少唱点国际歌，多老老实实地干活996去～”一天到晚也学着装模作样、混进队伍高喊着“人民万岁”，一旦真到了人民群众这儿，就立刻“一帮二逼，唱你ma呢唱，是不是想闹事？国际歌是你们丫能唱的？”维稳维成“国际歌PTSD”，也不知道这是唱《国际歌》的人的悲哀，还是听国际歌的人的尴尬。不能把革命的解释权和行为权，重新下放给群众，不能重新让群众成为社会运动的主导者和主动者，甚至连主动参与者都不可。一切涉及到群众的事宜都必须使群众成为“被动”的，否则，就会让那群老大爷们产生急促的不安全感。这就是他们那帮肥头大耳的食肉者今天叭来叭去的所谓“国际歌泛娱乐化”，真正的意思。革命元素如果真的被解构、被“蓝色化”，诸如小鲜肉饰演毛泽东等闹剧，他们根本不会产生担忧情绪。「毛泽东」这个历史个体，存在一部分让他们慌神的部分，但也存在一部分让他们愿意歌颂的部分。所以涉及毛泽东那都不是问题，1978年后的四十年里毛泽东虽然被重构和无害化，但也没有完全消失嘛。毛泽东可以被他们涂粉、曲解、选择性宣传，但《国际歌》真不行。早在中国革命发起前这首歌便已存在，其意义也早被定性。它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冲锋的刀子，无论那帮人想怎么把刀刃磨钝、把刀锋藏匿，也难以做到。1972年8月，武昌，毛主席在与刘丰谈话时谈到《国际歌》，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主席便叫秘书张玉凤去拿，和张玉凤、吴旭君一起唱《国际歌》，并和刘丰一起唱。“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这一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如贯穿时空的一柄长剑，刺进今天的高台，刺向那样早就习惯爹味十足地反过来指挥群众、指挥年轻人该怎么做事、甚至该怎么唱《国际歌》的肥腻人士。当年，修改了俄语版《国际歌》中译本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岸英将它改成：“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岸英将它改成：“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经过岸英的修改，《国际歌》的中译本语言更加流畅，情感更加饱满，辞调更具生气。别说今天漫展的《国际歌》并没有娱乐化，就算某天某地真的出现“损辱国际歌”的娱乐化之举，他们也根本无力去抨击和纠正。因为他们自己压根就不具备怀抱《国际歌》的正义力量和解释《国际歌》的肺腑勇气。所以，他们对《国际歌》的态度根本就是一刀切的，根本就是听不得、看不得、放不得。约莫十年前，中学语文教材曾把著名的苏联革命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筑路》一节删去撤掉，与之同时的动作不仅是抹去这篇带有鲜明革命气质和阶级斗争色彩的文字，还换上了保尔与冬妮娅恋爱的小布尔乔亚片断……像极了港乐的歌词“浪奔，浪流”，一路蒙着眼睛得浪、浪、浪………浪荡至死的结局，就是忘记了自己来时的路。我们共产党人是举着火把、唱着《国际歌》、握着镰刀与锄头，从血泊中一步步站起来、一步步走出来的——而不是吟唱着小资淫曲、在雍容华贵的交响乐声中，就能够带领劳工大众建立起新中国。还是约莫十年前，一本后来被人民的社会主义铁拳拍死的反动杂志《XX春秋》，在当年的第七期刊登了杨起的《重读《国际歌》感言》一文，用极为炫耀又极富警告的口气，歪曲《国际歌》、曲构国际共运史、曲解中国革命史。在《XX春秋》的文字中，“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这些饱含着无产阶级斗争深情的笔触，全部都是错误的，全部都应该被“重新解读”。“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首曾经给予了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集体们以巨大革命热忱的雄曲，竟然也能在去革命化的年月里遭到污噬，实在让人不禁垂泪。所谓“防止娱乐化”纯粹就是抓手罢了，那帮人心里很明白：真若有娱乐化倾向，压根用不着大腹便便、油腻傲慢的他们下场，群众自己就会去教育和拍灭。且同时，甚至他们会很期待真的能出现一些《国际歌》娱乐化的现象，好让他们找到由头、去把这首歌彻底一棍子打死。一百年前的人们高唱《国际歌》，是为了一百年后人们不用再唱？一百年前的人们唱《国际歌》，正是为了让这首歌可以永远飘扬在这片土地的上空。故而烽火狼烟中的他们会去义无反顾地为了理想献身、为了信仰流血。如果有一天这首歌消失了、被镇肃了、被少部分人垄断了、被权力绑架了……那么一百年前的那群人才真的是鲜血白流了。1889年，恩格斯曾在《给特利文的信》中有问：“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在《国际歌》嘹亮雄壮的歌声面前，那群端坐高台的肥猪，真的完全就是一帮太监。“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在出卖群众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这样也就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 列宁，19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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