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读者朋友和我说，如果红军时代的教员没有坐冷板凳，能一直领导红军，那么红军可能不用走万里长征，中国革命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我的回答是，坐冷板凳经历挫折的教员，是他成为革命领袖的前提条件，而没有一系列的暂时失败，中国革命可能就失败了。早在1930年，教员的名声已经传遍湘赣地区，甚至连湘潭县韶山冲的同乡，都知道润之出息了，事业成功以后一定会回到韶山，看看自家的田，看看自家的房。有次国府的飞机从韶山上空路过，同乡们都说，飞机上的人肯定是润之，他回来看自己的田产和房子了，要是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他肯定会向蒋介石要赔偿。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也可以说明，闹武装革命三年的教员已经名声响亮。不过名声归名声，教员总结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却不被中央认可。那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教员，说此人有一贯的游击观念，与中央的路线完全不同，随后便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要打大城市。因为教员和朱老总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这几年来都是波浪式推进，即不要打大城市的虚名，而是专心巩固农村和县城之类的边缘地带，这样一点一点的扩大根据地，一点一点的招募红军，等实力足够的时候再一击必杀。现在李立三要他们放弃波浪式推进的战略，不巩固既得利益，用刚起步的脆弱红军进行军事冒险，无非是得到两种结局：其一是装备精良的国军，在战场上击败远征的红军，损失红军的有生力量。其二是即便侥幸打下大城市，红军也守不住，大概率要被国军切断补给线，逼红军撤出大城市。教员争论了一番，但没有结果，无奈和朱老总指挥一、三军团走到长沙城下，准备攻城。红军抵达长沙以后，国军便派来大批援军，再加上长沙城内的守军，他们打的非常艰难。到了9月份，又有大量国军开赴长沙来打红军，红军在重压之下，放弃攻取长沙的任务，撤回江西。除了牺牲在长沙城外的红军战士，教员的妻子杨开慧，也因此被湖南军阀何健逮捕杀害。可以说，红军为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路线，付出惨烈的代价。虽然红军打长沙失败了，但反过来看，失败也有失败的好处，那就是事实证明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从此被中央和红军抛弃。“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的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要求的那样，对武汉做可能招致失败的进攻。而李立三在被证明错误以后，很快就丧失了党内影响。”那些牺牲在长沙城下的红军战士，先是成为李立三错误路线的代价，后来又成为证明教员正确路线的代价。我们都希望当年的红军战士能少牺牲一些，多保留有生力量，但说句没有感情的话，如果没有打长沙的失败，李立三要求他们再接再厉打武汉，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牺牲。而红军劳师远征，革命根据地便空虚，一旦国军偷袭空虚的根据地，极有可能导致整个中国革命的失败。所以教员才说，失败也是有好处的。这么说可能不近人情，却是事实。这些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依仗苏联的支持，在中国革命的事情上胡搞乱搞，先是出现叛徒让中央在上海无立足之地，后是军事指挥失败，导致党中央和红军放弃各地苏区，被迫开始长征。如果不是教员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可能就真的失败了。原本留苏派们扛着苏联的大旗，在国内是有相当号召力的，很多党员干部觉得，跟着苏联老大哥走肯定没问题，于是便出现了对苏联的盲从，对留苏派的盲从。那些本土出来的党员干部，可能不一定会盲从留苏派，但也觉得他们是留苏回来的，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员坐了三年冷板凳，一点都不奇怪。结果留苏派搞了4年，换来的是全国革命失败，好家伙，一腔热血换来一盆冷水，不仅本土的党员干部对留苏派没有好感，留苏派内部的某些人也信仰破灭了。刚开始长征的时候，他们就自我否定了王明路线，和教员走在一起，经常交换意见，最终达成共识，教员是对的，革命得他来指挥。有了他们两人的支持，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朱老总在会议上吐槽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留苏派内部造反和本土干部发难，基本否定了王明路线，教员重新出山，逐渐开始执掌中国革命的大局。我们现在都知道，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但往往忽略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前提，那就是王明路线的失败。有了失败才会反思失败，才会总结失败经验、才会提炼正确理论，然后才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回到开头的问题，如果教员没有坐冷板凳，红军不走万里长征，中国革命能不能更顺利一些？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支部的前提下，依仗苏联的王明路线，几乎是必然出现的，这个没有任何疑问。如果教员没有坐冷板凳，又怎么有机会验证王明的错误路线，而王明路线的问题不完全暴露，又怎么能证明教员是正确的？要是党和红军一直留在江西，教员的路线肯定有一部分信徒，但不会形成全党全军的共识，更大的可能是和王明路线、以及其他的什么路线，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必然是思想和组织双重混乱的，即便机缘巧合之下侥幸留在江西，革命又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只有当革命走到绝境，所有希望都破灭的时候，那唯一的灯火才格外耀眼，吸引众人不由自主的围绕在其周围取暖。教员的路线理论当然是正确的，但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反差，才是教员巨大威望的源泉，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新生的起点。所以教员坐冷板凳和长征，在当时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从长远来看，不论对个人还是革命进程，这些失败都是有好处的。和李立三路线失败一样，王明路线造成的损失和牺牲，都成了中国革命进步的代价。那时很多人都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教员却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帅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最后中央没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倒是张国焘把他们开除党籍了。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失败，更是给教员留下难以忘怀的灰色记忆。我们现在说起张国焘，基本是负面的评价，但话说回来，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在红军时代，“党指挥枪”的原则在红一二方面军落实较好，在红四方面军的落实是有缺陷的，这也是张国焘敢拥兵自重的原因之一。但是经过张国焘分裂红军、以及在四川战败的事，一方面是“南下四川”的路线全面破产，“北上陕北”成为唯一正确的长征路线，另一方面让“枪指挥党”彻底失去存在的土壤。毕竟老资格的张国焘都失败了，其他人出现异心之前也要掂量一下，论资格论能力，到底能不能比得上张国焘？所以张国焘分裂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但张国焘的失败，反过来也证明了中央的正确，并且用红四方面军将士的鲜血和牺牲，固化了中央的路线和原则。自从武装革命以来，各根据地的历次肃反都杀的人头滚滚，可能今天是战友明天就是敌人，今天还是同床共枕的夫妻，明天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到底有多少无辜的人在肃反中失去生命，可能到现在都说不清楚。一个好处是净化了队伍，这个不必多说，另一个好处就是肃反伤害了大量无辜的生命，让很多人明白，生命是可贵的，人不能乱杀。于是中央长征到陕北，教员营救出刘志丹、马文瑞等人以后，告诫党员干部：“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从此以后，党内斗争开始以治病救人为主，基本没有红军时代大规模肃反的场景了。这里面当然有教员的个人因素，但如果没有红军时代的大规模肃反，对于“人身消灭”的问题，教员和其他人可能也没有切身体会。可以这么说，红军时代无辜者的鲜血，保护了后来者的生命安全。以上都是我党曾经经历的失败，而每次失败都能暴露大量问题，大家才发现原来此路不通，然后调整策略迎来新生。所以说，每个看似正确的决定，都有可能遭遇失败的结果，每个看似惨淡的失败，都是下一个辉煌的起点。但失败的意义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过后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到底错在哪里，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教员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政党能从失败走向胜利，我们个人也要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走向以后可能到来的胜利。最近的疫情严重，上海遇到了失败，暴露了官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直面失败总结经验教训，以后还是好同志。每次失败都是胜利的演习，左派、右派和摇摆不定的中间派，都能得到各自的教训。所以失败并不可怕，拒绝承认失败才可怕。（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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