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美好来源：乌鸦校尉
近期，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一批特殊的案例，包括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妄图逃避监督监管，继续恣意敛财的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退休后违规在企业任职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政府原副市长薛培明等。
薛培明庭审现场
为什么说他们特殊呢？因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通报这批落马前高官时，用了一个在中国政界极不寻常、带有政商深度勾结印记的词汇：旋转门。
联想到最近的北京市核酸机构造假案中房山区卫健委副主任被查，上海疫情中不法分子在官员眼皮子底下倒买倒卖、囤积居奇，有人惊呼：中国官场进入旋转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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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旋转门几乎说得上“美国特色”，咱中国的官商勾结也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公务员到底可不可以辞职做生意？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公务员可以辞职下海，这是明确写在《公务员法》里的。
和咱们众多打工人一样，公务员主动辞职以及退休后到企业任职，是个人的一种选择，公务员退出机制完善的本身也在很大层面上体现出对个人选择与意愿的尊重。
我国公务人员下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出现一次公务员辞职潮，一大批公职人员纷纷辞职下海，很多人通过诚信经营积累起亿万身家，也有一些人钻价格双轨制和计划经济的空子，利用关系搞批文、倒车皮、垄断货源，成为先富起来的人。
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各地又掀起了一股下海潮，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下海经商，其中不少下海官员与留守官员之间眉来眼去，形成了完美的官商勾结。
时至今日，还经常有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经济，促进体制内人员的有序流动而发文鼓励公务员下海创业。
2013年7月，安徽省下发文件，对经组织批准辞去公职到民营企业创业的公职人员，一次性发给相当于本人3年基本工资的补偿金。对工作年限满30年，或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公务员，本人申请提前退休进行创业的，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进行创业。
同年，广东省清远市委组织部、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文《清远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职创业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离职创业。
2014年4月，河北保定出台文件，鼓励公务员创业：自主离职创业人员5年内保留原身份停发工资，工资晋升、职称评定不受影响。5年内愿意回单位的，由原工作单位重新安排工作。
2015年5月，湖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湖南将组织实施创新创业引领计划和全省创业带动就业促进计划，并提出允许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辞职自主创业。
而在国家层面，虽未对公务员辞职创业出台相关政策，但对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辞职创业有鼓励措施。
2015年4月2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
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的，经原单位同意，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这被一些媒体解读为30年前企事业单位停薪留职下海经商的2.0版本。
不难看出，我国鼓励公务员离职的制度，是基于搞活经济的初衷，且鼓励下海创业的对象主要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公务员，让这些年轻人去商界好好折腾一番，促进人才流动合理化，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制度摆在那里，还是有人会去钻空子。在近些年的实践中，一些位高权重的中老年领导干部比年轻公务员更加热衷于辞职去企业任职，他们放弃高官厚禄甚至退休待遇也要去企业做高管，不是发挥余热，不是一心投身经济实业，而是那些有特殊需求企业，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中纪委网站披露了这样一批特殊的本该退居二线颐养天年却毅然决然弃政从商的领导干部。
2012年7月，54岁的杭州市公安局副巡视员、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室主任邱平，提前六年申请退休。这种操作并不少见，很多退居二线、身体状况不佳，无意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官员在这个岁数都会申请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
但不寻常的是，在提前退休六年之后，2018年7月，邱平又向组织主动要求放弃退休待遇。这个就极为罕见了，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该享受的时候，他却啥都不要？这是多高的觉悟？这是怎样的思想境界？
既然人家非不要，组织也不好追着给，便按正常程序处理批准了邱平的请求。
一时之间，邱主任的高风亮节在杭州官场传为佳话。
可惜，邱主任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三年后，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邱平的大名赫然在列。一个退休九年、思想境界那么高的好干部，怎么就上了纪委的黑名单？是不是抓错人了？
呵呵，抓的就是他。据办案人员介绍，邱主任退休后，退而不休，比在职的时候忙多了，先后接受杭州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报某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邀请，出任安全法务顾问，当然，待遇也比当副巡视员的时候高多了，光是“顾问费”，邱平就收了320余万元，比在职的时候收入高多了。
邱平考察浙江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其间，邱平还通过创办“互联网安全与治理”论坛，帮助上述企业扩大知名度，为其网络风险防控积极出谋划策。
但《公务员法》中的公务员离任回避制度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邱主任提前退休然后马上到这些企业任职，显然不合法，邱主任曾当过杭州公安局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局长，而这些职位又“恰好”与这一职务高度关联，显然更不合法。
调查还进一步查明，邱主任在杭州市公安局网监部门任职期间，就利用职务便利，为两家公司在网络安全监管方面提供帮助，当时邱主任一分钱没收，因为拿钱办事儿就是受贿了，作为一个境界高的干部哪能干这种事？
所以邱主任和这两家公司约定：退休后再给我好处，你们别忘了哦。
显然，邱平之所以提前退休，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想早点拿到这些企业与他约定的天价报酬，毕竟，这几百万拿到手，拿去买股票买基金就比工资高多了。
而邱平放弃退休待遇，是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纪法惩治：我不做官好多年，连退休待遇都没拿国家的，我干什么你们还管得着嘛？
可惜，邱主任的算盘打得响，纪委的计算器也不含糊，调查组最终以三个标准来厘清界定邱平违纪违法行为：
一是在职期间与管理对象认识，有具体谋利事项和输送利益的约定，提前退休后，在原管理对象处获取经济利益，界定为违法；
二是在职期间与请托公司不熟识，也没有具体谋利事项，提前退休后接受邀请，出任顾问获取收益，将其在放弃退休待遇之前获取经济利益界定为违纪；
三是在放弃退休待遇后获取的符合规定的顾问收益，界定为正常劳务所得。
算清楚之后，邱主任相当于是以五十多岁的高龄，当了九年普通打工人，还失去了本来能一直领到的退休待遇，最关键的是，这九年的合法打工收入，还得蹲完监狱再出来花了。
到曾经“帮助”过的企业任职，不只有邱平。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总经理骆旭升早年间结识了商人张某，张某通过请吃和送消费卡与其一直保持联系，骆旭升多次在拆迁补偿、资金借用、商标及股权转让等方面为张某谋划争取利益，张某则主动邀请其到自己公司任职，并承诺给予“安家费”。
和邱平一样，骆旭升也提前辞去公职到张某公司任职，扣除手续费后，实得261万元“安家费”。不过，可惜的是，国企一把手骆总和邱主任同一批被纪委通报，到手的鸭子还是飞了。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詹树柏，在办理提前退休后不到两年，就到某著名地产公司任高管领取高薪。
甘肃省白银市政协原主席郭德清退休后，到一家公司担任监事，通过兰州市发改委、国土局的领导干部，为该公司协调商业项目有关手续，其退休期间收受的钱财是在任时违纪违法所得的两倍多。
这是在纪委监委高压震慑下，一些别有用心的领导干部发明的一种极为隐秘的贪腐模式：在任期间先行向外输送利益，却并不急于兑现回报，而是等到辞职后再到昔日的管理服务对象处任职，堂而皇之领高薪，延迟满足被这些贪官玩出了新花样。
当然，这也吸引了一些不法企业老板专门打这些退休高官的主意。当年，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被调查时就坦白，自己每介入一个新领域捞钱，公司高管名单中就会出现该领域的前官员：成都联交所原总裁、证监会期货部原副主任直至省里一些老领导都被他网入其中。
在这些位高权重的老贪官和不走正道的企业老板们的“双向奔赴”之下，一个中国版的“旋转门”已经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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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形成了政商旋转门，危害有多大？我们来看两个反面典型。
首先说说美国，世界上最正宗的旋转门就在美国，以至于旋转门几乎成为美国政商关系的代名词，旋转门之于美国，正如泡菜之于韩国。
美国的旋转门特别发达，政界商界之间转换自如，军火公司老板当上国防部长，FDA局长当上医药公司CEO，在人家美利坚一点都不新鲜，就连川宝都是从房地产商旋转成了总统。
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首任国务卿蒂勒森是从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的位置上“旋转”而来，财政部长姆努钦来自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国防部长埃斯珀曾是军工企业雷神公司高管，从政府离职后又加入了高科技企业伊庇鲁斯公司。
而拜登政府也不遑多让，2020年11月，随着当选总统拜登公布新一届美国政府内阁候选人名单，韦斯特埃克塞克咨询公司迅速成为美国媒体的报道焦点。原因就是新内阁中有多名成员来自该公司，别的公司等着上市，这家公司等着入阁。
公司的核心成员包括被拜登提名为国务卿的布林肯，提名为国家情报总监的艾薇尔·海恩斯，以及下届防长的大热人选米歇尔·弗卢努瓦。
在民主与共和两党轮流坐庄的美国政坛，不少精英人士在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间轮流任职，处江湖之远时利用影响力为东家疏通政府关系，居庙堂之高时则利用职权照顾老东家利益。
美国的旋转门还滋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游说。
“游说”一词起源于国会搬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当时希拉德饭店曾作为国会议员的住处，那些希望向议员反映意见和看法的人，由于不能到议员开会的地方做工作，便纷纷到希拉德饭店的大堂（Lobby）里等候议员归来，找机会与国会议员谈话。
后来，人们就把这种通过交谈向议员施加影响的行为称为”游说”，把这些从事游说的人称为”说客”。此后，游说活动一词在1808年美国第10届国会的年刊中首次出现。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游说业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名注册说客，但到200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700名。注意，这还是注册说客、职业说客，如果把太子党、退休官员、总统秘书、部长助理之类的不方便注册的非职业说客加起来，这个数字至少翻两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位于华盛顿的游说公司超过2000家，是名副其实的华盛顿第一产业，虽然一年的产值最多不过百亿美元，但他们的能量却足以影响数万亿美元资金的流动。
美国游说产业的发达，和美国政商两界的利益深度绑定，成为政客和资本家们交换利益的纽带。
更离谱的是，“游说”这一充满灰色操作空间的行为，其合法性是写在美国宪法里的，1791 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不得制定有关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权利的有关法律”。
虽然法条中没有出现”游说”一词，但是这已为游说集团进行活动提供了法律基础。以第一修正案为依据，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
华盛顿K街：美国说客公司大本营
从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到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再到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一系列法律条文让各种群体得以合法结成利益集团，花重金雇佣说客游说议员和官员，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
有法律背书，美国的旋转门开展得有声有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在美国的长期影响下，日本的旋转门也搞得有模有样。
在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汇叫“天下り”，本是神道教的用语，意为“天神下凡”。在现代日本，这个词用来指代官员中途辞职，转而在自己出身的部门所管辖的大公司等团体内就职的现象。
在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间，日本共有361个合约价格在10亿日元以上的高速公路整备项目，其中，以99%的价格中标的项目有25个，98%的价格中标的项目有227个，97%的价格中标的项目有75个，94%以下的价格中标的项目有5个，基本都在95%以上。
以如此之高的价格比中标，这些中标企业的背后是官僚干部们的“天神下凡”。据统计，在大约200家接受订单的企业中，约有300名“天神下凡”的官员。
甚至日本的交通系统，还有一个“政、官、财、铁“”三角的说法：企业为了中标，想要知道项目预算，于是贿赂官员，接受贿赂的官员向国土交通省等政府机构施加压力，这种由政府机构到企业，由企业到政治家，再由政治家到政府机构的循环，成为了权财交易的温床。
除此以外，日本的烟草行业、航空行业、邮政行业、教育行业全是“天神下凡”的乐园，在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间，共有3027名“天神”下过凡。
其中国土交通省911人、法务省629人、总务省313人、文部科学省261人、财务省251人、农林水产省245人、警察厅127人、防卫厅85人、会计检查院64人、经济产业省46人、人事院29人、公正取引委员会23人、厚生劳动省19人、宫内厅17人、内阁府3人、外务省2人。
旋转门玩到这种程度，使得在“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经济”的幌子保护下，政商勾结肆无忌惮，官商利益集团铁板一块，普通人还有活路吗？如此的恶果不能不引发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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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门是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只要有利益交换空间它就会产生，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想要克服它只有通过制度的规范和执行。
这种对利益的规限，并不容易。美、日旋转门盛行且明目张胆，正是因为利益集团会搬弄起“护宪”、“自由”的大旗，令反对旋转门的力量难以得手，一如美国控枪的困境。而中国在制定相关制度上，显然不受这些掣肘，说到底，既然是为人民服务，你扯什么大旗都大不过群众的利益。
旋转门现象在全球发展至今，我国相对应的制度也改进至今，而且，通过这几十年的交锋，旋转门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前面说到小平同志南巡后，公务员掀起一波离职下海潮。面对这一情况，1993 年，国家公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公务员管理法制化阶段的到来，其中对公务员离职的相关规定是规范政商旋转门法律实践的重要内容。
2005年，《公务员法》对政商旋转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范性界定；此后，国家又对检察官、法官等特殊职位公务员的离职以及政商旋转门规范做出了相关规定。
中国共产党党纪也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离职的规范，比如，规定领导干部退休或离职后有三年的权力消磁期，其间领导干部不能去企业任职。
但是，由于旋转门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儿，这些探索性的法律法规具有明显的宏观性，比较空泛，具体可操作的法律条文与政策解读比较欠缺，影响着政商旋转门规范的实践。
比如，《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但没有明确规定企业能否就相关问题向其进行咨询以及离职公务员是否可到非营利组织任职等，这就为一些离职公务员的投机行为留下了机会。
另外，离职公务员违规后的惩罚措施的操作性也较弱，离职公务员在消磁期出现到营利性组织任职情况时，涉及的惩治主体包括原所在机关、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多个主体，各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模糊不清，有可能造成责任推诿。
由于法律没有及时跟上，旋转门一度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根据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数据显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有642个职位由各级政府官员担任，占所有职位的8.45%。
新华社曾统计报道，2013年在市值前10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41位退休高官担任了企业独立董事，其中不乏之前为副部级以上高官，甚至与所聘企业有密切的业务关联。
中国石油独董刘鸿儒曾为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光大银行独立董事周道炯亦曾为中国证监会主席，交通银行的独立董事刘廷焕原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当时的旋转门可以说跟美国区别并不大，既然不违规，就是明面上大规模地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出手了，2013 年，中组部下发18 号文件，对公务员离职后到企业任职的情况进行了严格规定。
10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
根据《意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并非一概不允许，党政领导干部退（离）休三年后可以兼任企业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或外部董事，退（离）休三年内可以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以外的企业兼任企业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或外部董事，但均不得取酬，兼职不得超过1个，年龄不得超过70周岁。
《意见》下发后，中国官场掀起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中规范清理，共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其中包括229人次省部级高官。
在取得初步成效后，中组部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继续“打补丁”，彻底消灭旋转门存在的土壤。
2015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将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从警告直至留党察看的处分。
2017年，中央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为公务员辞去公职后再就业划定红线，设立地域、行业两道隔离墙：
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其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2年内，不得接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各地方也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的任职约束。
广州市2019年印发《防止领导干部利益冲突若干规定》，要求对辞去公职或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到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确因工作需要到企业任职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审批。
杭州市2022年制定出台《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规定严禁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在规定期限内利用原任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辞去公职（退休）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和报告承诺制，加强对各单位落实此规定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在一些特殊行业，比如法律行业，相关规定更加严格。
比如，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并且，法律更进一步要求法官一旦下海，就不得再代理原任职法院审理的案件，类似的地区回避和从业期限限制的规定也出现在检察官法和律师法中。
这就是为什么邱主任等一众贪官要如此偷偷摸摸，甚至发明了延迟满足、主动放弃退休待遇等花样，因为明面上的旋转门已经完全堵死，邱主任们只能另辟蹊径、铤而走险，可惜，他们新开辟的这条政商勾结新途径也被纪委监委盯上了，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这条路也要被堵上了。
相信什么“天神下凡”在这终究走不通，他们并不信什么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