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明一下立场:
坚定不移支持国家动态清零总方针,支持精准防控,反对粗暴一关几个月的做法,无论什么时刻,反对“躺平”、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放开”。
接下来,展开正文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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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撕裂的根源是群众最急切的需求没有传达和反馈的通道,地方政府僵硬落后的防疫政策已无法适应群众的需求。
导致群众只能通过最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抗议,这反应了我们的官僚主义顽疾。
虽然“躺平开放”在互联网上叫嚣的声量很大,但实际上沉默的广大群众中真的想“躺平”的并不多。在各种视频中,大家就算表达抗议,也都戴好口罩。
群众真正急切的点在于“不想做核酸,不想进方舱,要求做抗原检测,居家隔离”。
这是因为各地疫情都已有野火燎原的趋势,大家害怕做了核酸反而被感染;且各地方舱条件很差,而且人员非常密集,还不如感染后自己居家隔离。
这本应是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防疫方案。但却发展成必须演变为激烈的冲突,才能倒逼地方去革新“无脑封”的旧方案。
无脑封已经过时了,病毒发展到一定程度,靠封已无法解决,必须另想其他方法,控制病毒蔓延的速度,守住不发生医疗挤兑的底线。
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灵活地变通防疫方案?还是官僚主义的那一套,因为“向上负责”所以怕担责,只能“苦一苦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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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群众有说话的渠道,要对群众的合理诉求有反馈。
不让群众说话,不给群众的合理诉求以反馈,最后的结果就是脱离群众,激化矛盾冲突,这不符合我们党和中央的初衷。
老百姓是容易被煽动的不假,但如果能解决老百姓的基础需求和合理诉求,没多少人真的想闹事,境外势力想掺沙子也没那么容易。
现在的状况很明显是面对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解释。
基层不想说话也不会说话,只是机械执行。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处理现实问题也是各自推诿,老百姓没有有效的反应和解决诉求的渠道,这就很容易累积矛盾。
当前,基层工作人员的思想也很涣散,许多人不知我们为何坚持,面对每日纷繁复杂的工作很容易陷入“工作人员”麻木。
必须有新的沟通渠道,而非效率低下的文山会海,讲清楚大家“为何而战”,并把“为何而战”清晰地传达给群众,解决思想意识的问题,而非靠强力和口号灌输。
此外,要畅通群众意见的反馈渠道,让事态在不至于激化时就能得到解决,而非演变成更强力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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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已经渗透骨髓的问题,必须即刻刮骨疗毒。
我们选择“精准防控”,的确是在做一张相比欧美来说“更难的卷子”,但是“更难的卷子”不是我们“技术拉胯”的理由。
既然要挑战更难的卷子,就必须有金刚钻,这个金刚钻就是群众路线。
但群众路线同官僚主义肯定是相反的,官僚主义的核心是“唯上命是从”,必要时不妨“苦一苦百姓”。
但如果横竖都要“苦一苦百姓”,都要让百姓成为代价,百姓没办法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被重视,自己的安全被放在心上,那么就只能起来抗议。
另外,还要警惕我们的防疫政策成为地方极少数“官老爷”弄权的工具。
有些“官老爷”继承了几千年的陋习,不断使用人民赋予的“公权力”来折腾老百姓,甚至排除异己,继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权势和乌纱帽。
人民就像鱼,水究竟怎么样,鱼最清楚不过了。
如果放任极少数“官老爷”这么下去,不仅破坏了大部分兢兢业业在抗疫一线的干部们的努力,也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土壤。
最终会把人民逼到对立面上,也会让我们在国际竞争中丧失掉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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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V关于父母和孩子的比喻,我觉得是很贴切的。但就算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也没有孩子喜欢独断专行的父母。
独断专行的父母几乎养不出独立性格的孩子,培养的孩子几乎都是“等靠要”思想的软弱巨婴,不懂得为自己负责。
另外,就算是“大家长”,父母也必须理解和懂得孩子的需求,也必须对孩子的基本需求有所反馈。
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不能片面地说孩子是逆子。而是要想想,是否是“沟通”出了问题。
孩子发出的急迫声音没有被听到,没得到反馈和尊重,时间久了,自然会爆发出激烈的冲突。
这不是简单地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就能遮盖的问题。
育儿,不是简单粗暴就能完成的事,必须更精细化、更用心,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和健康的亲子关系。
当然,健康的孩子都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不能什么都被父母包办。所以也不能太过“大家长心态”,需要在一些领域放手,让孩子当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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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大,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
管理这么大的国家,民众的诉求不一致,各级政府的诉求不一致,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利益不一致,平衡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利益博弈极度不易。
官僚主义顽疾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记得2015年的时候,我和我妈从国外旅游回到浦东机场,要过两次安检,因为海关还要检一次。
我当时就发现,许多国外回来的人行李非常多且沉重,可能装了两三个推车,需要一件件把行李从推车上取下来,放入安检通道。
安检通道旁边坐着五六个海关的年轻干部,像甩手掌柜一样翘着二郎腿坐在那,就定定地看,时不时地聊天调笑。
哪怕看到有老人颤颤巍巍地,拿不动沉重的行李,也绝不会上前帮忙。
当时,有一位群众看不下去了,走过去跟其中一个海关干部说,大家过安检行李这么多,你们就不能搭把手吗?
结果,干部直接黑脸,两人吵了起来。干部嚷嚷着要把群众送去派出所,后来周围的人劝解了半天,让群众给干部道了歉,这事才作罢。
当时,我妈对就跟我说,看见了吧,海关的人是官,官怎么可能帮老百姓搬箱子呢,这让官颜面何存呢?
我当时的感受,是困惑加愤怒。
教员当年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么服务的吗?
几年过去了,2020年,我从香港回来,情况好得多,海关的人竟然会主动帮行李多的群众搬箱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
领导干部是百姓的“服务员”,这才是现代化的治理思想,也是共产主义的核心。
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然也要去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上,还是有不少成果的。如果大家经常跑政府窗口的话,应该有所体会。
“最多跑一次”等政务流程的简化,相比之前,很大地节省了老百姓的时间。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
最近几年,体制内的小伙伴反馈说,文山会海很多,学习各种精神和思想,大家都学麻了,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这种有口无心会反应在工作上,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在抗疫这种形势特别严峻复杂的事情上。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从上海出行,中途在嘉兴换乘,总共30分钟的换乘时间,硬是要求大家先出站,然后再进站乘车。
按照要求出了车站,就有工作人员拦着你,要求你必须做核酸,做完核酸才能放人。
核酸的队伍排的老长,等做完核酸再排队进到高铁站的时候,高铁早就错过了。
但这个事你跟基层工作人员说没用,他们只有机械执行的权力,不管你怎么跟他们说你是换乘的,他们还是就那两三句话。
你要找上面的领导来对话,可领导哪有那么好见?你反应的问题根本也传递不到领导那里去。
这种拍脑袋,一看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方案,除非在舆情上闹大了,否则根本就不会得到优化。
我周围好多朋友,出趟差,一天可能就做了四次核酸。医护手势标不标准不知道,会不会激起矛盾不重要,反正形式很重要。
形式对了,责任就落不到自己头上。
百姓有没有服务好,声音有没有听到,反正找不到自己,万事大吉。
老百姓打电话或者上门反应问题,要不老油条相互推诿,要不就滥用公权力威胁。
毕竟高高在上的拍脑袋很轻松,但俯下身来,倾听人民的声音,解决群众问题总是很难的。
等到矛盾开始激化和发酵,越来越多的群众愤怒并形成舆情,才会倒逼官僚系统重视问题。
可那个时候,塔西佗陷阱已经形成了,公信力已经破坏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已经破坏了。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全世界范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案。
更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免有老鼠屎。
我们曾经想用理想信念去感召,可眼看着理想信念如今都变成了口号。
很难解决,但,还是要去解决。
因为这决定了我们是否真的能打赢这场国际竞争。
我们必须向全世界人民说明为什么我们是更先进、更优越的,我们必须更有感召力,更吸引人心自动的靠拢。
这个过程,只能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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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每次大型的舆论事件,都会有境外势力无孔不入的煽风点火,趁机搞事,带节奏,力图把国家搞乱。
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
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要求老百姓自觉和忍耐,而是必须靠全体干部去贯彻“群众路线”。
老百姓当然有权利去要求更公平的“良治”和“善治”。
我们也必须落实“良治”和“善治”,这才是更高形态的文明。
如果我们的确在每个环节都解决了老百姓的基础需求,做好解释和宣传工作,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境外势力也很难找到插针的机会。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清楚,2020年来,国家的抗疫方策,实际上保护了全体老百姓三年的生命和健康。
尽管因为官僚主义的顽疾,它走形和变样。老百姓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都是应当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治理才能更上一层楼。
但是任何试图趁乱煽风点火,上升到污蔑国家,甚至想要颠覆政权的言论和行动,都是绝对要被严肃清除和严正抨击的。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乱了,究竟谁得益,谁受损?
想想苏联的前车之鉴,不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我们的老百姓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还是分得清大是大非。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重拾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尽快畅通与群众沟通和反馈的渠道,在危机中倒逼改革。
最后,虽然在舆论场上,出现了种种的撕裂。但我觉得,绝大部分人们的初心,仍然是想让这个国家更好,想让全体人民的生活更幸福。
在这个艰难时刻,作为普通人,我们更需要守望相助,求同存异,保住更多的有生力量,一起抵御时代的巨浪。
黑夜会过去,我们和祖国都会涅槃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