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网友提供的资料，我们发现还真不是中国人造不出光刻机!我国60年代就曾布局过光刻机且技术先进，那时光刻机巨头ASML还没诞生，直到70年代，ASML仍是小字辈。

 

1972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编写的《光刻掩模版的制造》，32开66页。中国芯片光刻工艺研究起步，虽比美国稍晚，但跟日本差不多同时起步，比韩国、台湾早10年。

1980年光刻机项目下马，2020年中国手机被芯片扼住了喉咙

光刻机(Mask Aligner)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它采用类似照片冲印的技术，把掩膜版上的精细图形通过光线的曝光印制到硅片上。截至目前，我国光刻机能制造的芯片是14纳米，但是无法满足如华为手机等高端芯片的应用，因此只能从荷兰ASML公司进口。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开始布局研发光刻机，彼时荷兰光刻机生产巨头ASML尚未成立。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7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掩模工艺。1972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编写了行业生产指导《光刻掩模版的制造》。1980年清华大学研制成功第四代分，光刻精度达到3微米，接近国际主流水平……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运10、直8、远程轰炸机、大型导弹驱逐舰、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数字焊接系统等一系列军用、民用高精尖技术项目下马，光刻机项目也在其中。彼时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在光刻机的科研上已经在光刻机项目上有了20多年的技术积累，是有可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然而没有了国家经费的支持，一切都成了空谈。 

    

80年代的思路就是我们先不花这个大力气了，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一段时间让大家富起来。这也不能完全说错，我们毕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但是，一刀切的下马所有高新技术肯定是错了，这就等于在未来的竞争中完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把一切可能的优势拱手让人，只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永远“良心发现”。

　　

这从根本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路线。

 　

“左”倾机会主义，或者急于求成，夸大革命主观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自己想躺赢;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不顾客观现实，觉得我就是龙傲天主角，想干就能干赢。从更高的层面来说，机会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它脱离了客观现实，不尊重客观规律，也自然不会有唯物主义的生命力、战斗力。机会主义不是真正的“正道”。

　　 

什么不是机会主义呢？譬如现在鲜为人知的“四三计划”。是在中苏交恶后，为了让我们跟上世界技术进步的节奏，用我国宝贵的外汇，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四三方案先后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老版人教历史课本评价四三方案意义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到后来贯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路线后，四三方案“五五开”(一定要买到核心技术)的思想自然就被搁置了。毛泽东主席也批评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方针。毛主席说：“造船再贵，货币并没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衣袋装进了右衣袋，肉烂在了锅里。买船再便宜，得付外国人钱，货币外流了，算总帐就亏了”。

在一定的环境下“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有合理性的，咱先把这事办成了再说。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问题，有机会的时候它就成了，没机会的时候它就出事了。

　  

像毛主席这一辈老革命们，他们的境界就比较高，他们不贷未来的钱，反而勒紧裤腰带给儿孙存款。比如原子弹，省吃俭用也要造出来。当时中央有人说现在国家不富裕，原子弹就不要搞了。陈毅元帅明确反对，说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林三虎说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也都力主造出原子弹。最后毛主席一锤定音，我们自主研发出了原子弹和氢弹，从此几亿中华儿女不再生活在大国的核阴影、核讹诈之下。

毛主席他们那一代老革命，太伟大了，思想境界真的不一样，他们是这一辈能解决的，就一定会解决;这一辈很难解决的，也勒紧裤腰带拼了命的解决。绝不贷后代的一点款，甚至还要存下不少资产来，让我们在至今都能受益不尽。

看看解体后的苏联，曾经的科学技术大国，现在只能靠卖资源过活，经济萧条、仰人鼻息。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